‘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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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专题研讨会

 

2018年4月22日,由《旅游学刊》主办的“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专题研讨会在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按照“责任、理性和纵深”的原则,就新时代中国旅游如何更好的再出发,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定共识。专家们一致认为,新时代中国旅游再出发,不仅要把握历史的积淀,更要关注时代的变迁;不仅要推动理论的建构,更要注重实践的回应;不仅要立足中国情境,更要树立全球视野。此次专题研讨会讨论激烈,形成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观点,成果显著。为了让广大读者共享这场思想的盛宴,《旅游学刊》拟分两次推送此次专题研讨会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推送上午场嘉宾发言的内容,第二次推送下午场自由讨论环节的内容,敬请期待。



 严旭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旅游学刊》主编)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各位学者来参加“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专题学术研讨会。这个题目选择得非常好,能让《旅游学刊》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以也可以叫“中国旅游:新时代,再出发”,既然要再出发,就要有新的东西。四十年很关键,经济体制改革四十年,作为一个大的年份要庆祝,同时有很多东西要进一步推动。

 

从旅游产业的发展来讲,跟四十年前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四十年前的时候,可能旅游只是外交部的一个接待功能,逐渐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幸福产业之一。不管是国际国内,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游客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都很大。

 

从学术研究来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座这么多重要的学者都见证了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我们理论的体系、研究的问题等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从管理来说,机构也变了。在四十年前的时候,旅游管理部门只是一个外交部的机构,后来变成了一个国务院的机构,现在再次进行了调整。

 

不管是从产业发展还是从学术研究本身以及包括政府的管理,实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学术研究来说,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新的一代人也产生了。多种变化也就预示着中国的旅游研究不仅仅是再出发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阶段。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总归是要为推动国家发展服务。80年代的时候,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兴起,当时在经济学界也有很多重要的会议,但是那个时候有重大时代问题要解决,发展面临新阶段,用现在的话说,站起来后来面临着一个富起来的任务;我们现在又在一个新的关头上,我们处于一个要强起来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再出发最大的一个背景。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一起来参加这么一个会议。我相信这个会议对下一步旅游研究发展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今天有很多年轻的学者也来了,新时代,再出发,后面的工作主要要靠年轻的同志来承担,再次感谢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嘉宾发言

 
 
 

 

1
 
 
 

保继刚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我今天主要讲四个问题,但不具体展开:

 

第一,时代与学术。我有一篇文章谈理想主义的理性回归,我把20世纪80年代叫理想主义,90年代叫现实主义,985工程之后叫理想主义理性回归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文章的末尾有一段话,这次的理性回归,实际是一部分学者自我的觉醒,是8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这批人主动的回归,而不是制度性的要求,这次回归可能比较脆弱。下一个阶段又是什么呢?每个时代,学术界的表现都跟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我们应该要讨论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对一个总的画面要有一个认识,可能下一个阶段才能讨论出来。

 

第二,代际传承与学术。开创的一代基本上在80岁以上,现在在座的大部分是第一代人,还有中生代,也有新生代,特别是坐在后排的年轻一代。新一代再过几年慢慢要接班了,我们这一代在舞台上、在行政岗位上的时间不会太多,中生代和新生代要接班,这里面有代际差异,有代际之间的优势劣势,怎么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不单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和学术。什么叫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反映在我们学术里面,有行政支持,我们的行政支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有行政支持,就有行政主导,有行政主导就有行政影响,有行政影响就有行政干预。从行政支持、行政主导、行政影响到行政干预,与现实比较靠近的学科,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我曾经在好几次演讲中,讲过靠近和远离的问题,靠近现实是为了了解现实,远离现实是为了思考现实。靠近是为了了解,远离是为了思考,如果我们只靠近不远离,思考不了,如果我们不靠近只远离,可能对现实一点了解都没有。

 

第四,东西方研究的认识问题。凡言必西方,肯定不对;妄自菲薄,肯定也不对。但是,不了解就批判也不对,夜郎自大也不对。多了解,多沟通,多交流,大家就可以互相学习。我和国际学术界打交道较多,过去十多年中国学者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学习越来越理性,在人文社科领域里面,旅游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国际交往,国际认可认同还是做的比较好的。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夜郎自大,我们怎么找好这个平衡,才最为重要。我先说这些。谢谢!

2

 
 
 

 

谢彦君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很有分量的研讨会。这个题目我也曾经思考了,但不是很系统,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今天早晨简单勾勒了一个框架,我简单说一下。

 

我也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与海南搭手,花甲之年再出发”。 海南旅游发展要重新定位。作为我个人,也有个人研究定位的问题。我一直以来比较倾向于理论研究,但现在也面临着如何摆正理论研究和服务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也要融入大时代,融入国家战略发展当中。尽管从事旅游研究这么多年,关于个人研究定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还是有所困惑。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既是我个人的方向困惑,也是我们旅游学术界的一个知识困惑。到底什么是理论?到底什么是实践?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明了。去年我在《旅游学刊》组织了一个“旅游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笔谈,承蒙一些老师支持,探讨了这个问题,但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对这个关系的认识。

 

所以,我先集中说一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个人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关系。这里面基本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挑明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不挑明,就会影响我们的研究策略,影响我们的研究自觉性。

 

我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谈谈:

 

第一,就人生来看,实践是目标,理论是手段。理论研究就是发展知识、创新知识。人类的直接目标是好好活着,这是人生实践的直接目的。但人类如何才能好好活着,就需要知识来帮忙。所以,答案是: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能好好活着,个人好好活着,企业好好活着,政府好好活着,大家都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本来是人生实践的目标,而理论研究却是手段。

 

第二,就科学活动本身(科学家的职业活动)来看,理论是目标,实践是来源,实践是手段。作为科学家,真正的本职工作是什么?这就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时候,二者颠倒了:由于职业身份的限制,科学家的职业职责,决定了理论才是目标,即贡献理论知识是科学家的工作目标。实践是你理论的来源,是你的手段(你要用经验事实来证明你的理论),又是最终你的服务对象。我们借助于实践,才能够发展出理论。

 

第三,对具体的科学家而言,应该说在座的每个都是科学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理论贡献是目标,方法、数据等等这些是手段。我们写文章,或者说,学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理论贡献就是你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话,科学工作者,就没有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光是玩方法,光是弄数据,有点像“耍大刀”,最后没拿出理论观点,就等于没有完成科学家的使命。

 

第四,再推进一步说,我们平时总说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这三个东西到底分清楚没有?概括地说,我们做科学研究,本体论是回答是什么、什么样和为什么,这就是科学研究的使命,是本体论层面的问题;认识论强调价值中立,或者反过来说科学一定是强调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强调方法的可重复性,只要是科学研究,就强调,只要用同样的方法,遵守同样的规则,最终,科学研究的结论回事一样的,这就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可重复性”。科学研究工作最后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这就是科学方法。

 

与此相对的,实践的方法,就大不同了。实践,一定会因地制宜,一定会不断变化、不断调整。没有一个实际的问题,能够允许你用两个完全一样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实践和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理论是灰色的。为什么是灰色的?因为它都一样,始终是一样的,像爱因斯坦的E=MC2,它是枯燥的。相反,实践之树常青。为什么长青?因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我那本《灵水识谭》中,我就把实践的能力对应于缘识,缘识就是实事求是,缘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缘识就是现象学,就是实用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而理论或者科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常识,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一成不变的硬知识、定理。既要摸着石头过河,还要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实际上就强调科学、常识或者计划。这就是在知识论这个问题上,在尊重理论和实践变通这两种能力上,两手都要硬。

 

第五,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两方面,学者要在自立、自本的前提下,量力而行为社会服务。我们学者在学术实践上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首先要自立与自本,然后才投身到社会实践服务。两个之间有个协调的问题。我个人会选择以体验的理论研究为主线,然后,再努力熟悉民情、旅情。在这点上要学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但是,也不能拿很细末的具体知识,去衡量科学工作者的价值和能力,甚至根据科学家在具体事务上的无知,便否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努力。

 

在理论研究与社会服务这个关系问题上处理不好,科学研究工作者就可能失身。“失身”四十年,徐娘半老矣;守身四十年,君子如玉欤?”应该说,这四十年当中,旅游学术界一直是相对自立、自本的一个共同体,较好地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最后,谈到四十年再出发,我还是要结合海南旅游谈再出发,因为海南正面临着一个时代的大契机。我前段时间给国家社科推荐重大选题时,推荐了这样一个选题,“国土安全、生态保护与文化繁荣协同框架下泛南海体验式旅游发展战略”。这种命题形式本不是我的风格,但是我在想这个问题,海南旅游确实需要把国土安全、生态保护以及文化繁荣统合起来考虑。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并以后,这也增加了做这种思考的切入点。放开眼界考虑这个问题的话,这也包括中国文化怎么延伸到东南亚这一带,在这个区域内求得共同繁荣。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我个人对海南的发展实践还是很关切的。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国际旅游必然是先行。59个国家免签,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信号,海南各界在这方面都有行动,海南大学成立了海南自贸港研究院,我也建议旅游学院成立一个海南国际旅游消费研究中心,呼应《指导意见》中四大定位当中“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这一定位。我认为,海南的旅游发展实践肯定需要理论指导。

 

3

 
 
 

 

戴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新时代,作为旅游学者,该怎么定位自己?从哪里再出发?涉及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能还是离不开服务、同行和引领。借用特鲁多医生的话,有时是引领,常常是同行,总是去服务。

 

新时代的旅游消费主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旅游已经进入国民大众的常态化消费,但是也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人坐头等舱环游世界,也有人带着白开水去逛公园;有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高科技公司,也有只能靠降价和关系做生意的传统企业;有的目的地能够吸引年轻人回乡定居创业,有的古村只余下老人与狗了。要关注旅游品质的提升,更要关注旅游权利的普及。

 

新时代的市场主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企业是旅游经济的市场主体,在共享、共建、共创的时代,创业创新正在回归生活本身,旅游企业和非旅游企业的边界正在消失,新的旅游商业共同体正在重构。做企业不可能按教科书按部就班地进行,市场不相信眼泪,创业更是不易,旧的东西在不断淘汰,新的东西在不断出现,这是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看到新动向、新趋势,不能用过去来衡量今天。理论建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不可能削实践之足,以适理论之履。学者要“了解之同情”,才能有“深遂之思想”,才能有“优美之文字”。

 

新时代的行政主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理想行政与“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的法治精神并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发展旅游离不开政府,但是政府不是旅游发展的全部要素,也不旅游研究的全部对象。要区分广义政府、狭义政府和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不能只关注产业政策,还要关注法治,依法兴旅、依法治旅。新时代的旅游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大众旅游新时代、全域旅游新格局和优质旅游新战略,开启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是基调,旅游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大方向不能偏离。

 

新时代的旅游学术共同体,既要志存高远,“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要守住一份理性与静心,“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对产业实践靠近,还有名利场的远离,其间的分寸感并不容易掌握。历经百战,还能归来读书者,从概率上讲也不多。过去十年,我“百战”得很累,也不知道哪天才可以回来,甚至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回来“再读书”,唯有不忘自己“语者、论者、学者”的初心,为旅游产业的创新发展,为国民旅游福祉的提升而继续前行。

4

 
 
 

宋海岩

香港理工大学旅游及酒店管理学院副院长,讲座教授

非常感谢编辑部邀请,我的身份比较特殊,对国外旅游研究,了解的多一些。我从国外旅游研究的发展,以及现在面临的一些危机,谈谈我的想法。这对我们有一些借鉴意义。我主要讲以下几点:

 

第一,国外旅游或者酒店研究,最早开始于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早在一百二三十年前,洛桑管理学院就建立了,那时主要还是一种实践实操,培养实操技能的一所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真正把旅游和酒店教育,引入到以研究为主导的大学,当时在以研究型为主的学校开设酒店管理学院,阻力很大;英国的萨里大学旅游管理,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苏格兰酒店学院,是在6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时学术界非常不理解,为何研究型大学要开设酒店管理。对此,很多人不乐观,甚至认为,这个专业不久就会消失,就会倒闭。当时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实体存在,所以大家持怀疑态度。

 

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世界各地的酒店和旅游管理学科方兴未艾,发展很快,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还有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很多酒店和旅游管理学院像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这主要跟旅游行业的发展,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对人才尤其是中高级人才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和酒店管理这个学科,并没有完整的形成一个像经济学、管理科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群体,或者认知的学术共同体,最近几年,出现了学科专业洗牌。比如,去年康奈尔大学的酒店管理学院被管理学院吃兼并,变成管理学院的一部分;再比如,澳大利亚几所大学在20世纪初,由于旅游教育的发展,澳大利亚政府拨出一笔很大的款项,作为研究经费,还有研究生资助名额,结果三年前这批经费全部撤销。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什么问题呢?大家一直反思,最主要的症结在哪里?过去酒店和旅游教育的发展,为行业培养了很多实用人才,但学术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比较认可的学术群体。

 

第四,我们学科研究成果的引用问题。从事旅游研究的学者,对其他的学术论文引用比较多,但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引用酒店和旅游管理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来酒店和旅游研究属于弱势,在经济学、管理科学强大的影响下,影响力越来越小。很多决策者认为,没有酒店旅游管理这个学科也可以,从管理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在酒店和旅游行业就业,所以就出现这种现象。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学者,出身于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学科,方法论和理论,都还算比较扎实,对旅游研究会产生影响;但长期发展下来,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出现了这种危机。

 

第五,今年5月份,我们学校将会特意召开一次叫酒店和旅游管理学院独立学院院长峰会。我们只邀请了独立学院,不是在商学院或者其他学院下面的酒店管理学院的一些系主任,到香港理工大学开一次研讨会。讨论为什么酒店和旅游行业发展这么多年,现在面临被其他学科兼并和洗牌的现象?我们希望5月份的这个活动,可以提出一些更好的或者战略性的建议。研讨出来一些发展方向后,可以反馈到其他院校里面,向本学校的管理层提出一些建议或施加影响。因为时间和财力的关系,我们只邀请了独立学院的院长参会,这是对过去几十年旅游与酒店管理发展的反思;同时思考在未来国际层面旅游和酒店管理怎么继续走下去。我们不预期会提出什么灵丹妙药,但最起码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寻找解决的方法,以扭转这种困境。

 

我这里只对国外旅游研究的发展和面临的困境,做了简单介绍,其中反映的问题,供大家一起思考一下。

5

 
 
 

刘德谦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要谈中国旅游四十年,或者放到现代中国旅游的总发展中去分析会更好些,其间有这么几个节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真正的节点是1927年。大家知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是海归,在1915年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3年他在商业储蓄银行下面设了一个旅游部,是中国人最早在中国的旅游经营。当然他之前外国人也在中国经营旅游业,好像是运通,好几个有关公司都在中国经营,而陈光甫是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来经营旅游业。我们谈到世界旅游业的时候,常常离不开托马斯•库克,但其实托马斯•库克不是旅游的倡导者,他仅仅是把旅游业经营起来,因为在他之前,英国就有坐着火车去旅游的情况;他仅仅是通过商业的模式,把游客组织起来,收取费用,提供一些饮食服务。他跟陈光甫的某种标志相似,虽然陈光甫在1923年就设立了旅游部,但我觉得最好把这个节点划到1927年。因为1927年他把旅游部改成了中国旅行社,正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旅行服务组织;而且就在这一年,他创办了《旅行杂志》,这个旅行杂志使得旅行的活动,也就是现在说的旅游活动,引起了全国人的关注,至少文化人特别关注,不少人给他写文章,他的读者也面向全国,也包括很多学生。

 

第二个节点应该1964年。我们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54年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是一个面向外国旅游者的商业机构,在此前中国已经有旅游的商业服务机构了,所以最好不要把它作为发展中的大的节点;而在1964年成立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或者叫总局,我国的政府以一个下面的部门,来管理全国的旅游,所以它是现代中国旅游发展的又一个节点。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跟中国国际旅行社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84年,旅游局才跟旅行社分开。

 

第三个节点是1979年小平同志去黄山旅游。很多人认为1978年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节点,但我认为不应该是1978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政策,只是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并没有提到旅游业。提到旅游业,是1979年小平同志去黄山旅游,就黄山旅游说了很多话,这些话把旅游业放到经济活动的层面去思考如何发展,以带动改革开放。因为中国建设需要钱,小平同志就想了一个办法,通过旅游来赚取外汇,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是那以后,却没有重视中国老百姓的旅游,对老百姓的旅游采取了“三不”政策,就是不提倡、不宣传、不反对。这“三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反对,在此之前人们的旅游活动一直被视为腐朽堕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时的“不反对”实际上是给了它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对国内旅游采取“三不”放任自流的政策,对中国旅游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但是中国公民的国内旅游仍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四个节点是1993年。大家知道,国家旅游局成立后,1984年也已跟旅行社分开了,但是国家旅游局成立以后,重视的是入境旅游,并不重视国内旅游。直到1993年,国家旅游局才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国内旅游发展的意见,从这时起,国内旅游在政策上才有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对国内旅游给以支持、领导和管理,这就为国内旅游提供了一个正常发展的秩序,这非常重要。

 

第五个节点是2005年和2006年。我们可以回顾国家旅游局三大市场,1997年,提出了“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积极发展国内旅游、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方针;2005年,在全国旅游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对旅游市场的发展方针做出调整,提出了“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规范发展出境旅游、全面提升国内旅游”的方针。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发布,把国家旅游局三大市场提法,改了顺序,以前第一个都是入境旅游,现在变成了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是第一,然后积极发展入境旅游是第二,这个纠正就使得国内旅游成为了国家旅游局管理的重点,也成为全国旅游界重视的重点。“十一五”规划对旅游三大主要市场的调整,把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放在第一,这让中国百姓能够真正享受到旅游的欢乐。从此以后,旅游和休闲不仅在政府方面,在学界方面,在业界方面,也都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就为后面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基础。后来,随着中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提出,于是旅游被人们誉为了关系于中国人民福祉的幸福产业。

6

 
 
 

吴必虎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教授

首先感谢严旭阳主编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对这样一个会议,我很愿意参加。昨天晚上在会议群里跟马波讲没什么想法,今天早晨五点半醒来才有想法,因此我跟大家分享的想法绝对新鲜。

 

我想要说的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九个观点”:

 

第一个层面讲一下背景。我们讲四十年,中国旅游四十年,刚才刘德谦教授讲了,要看哪个角度,不止四十年。如果从张骞或者玄奘讲起那就很久远了。近两年参与了《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的选题、导读工作,买了不少经典游记,看了很多书,这种书现在一般读者看起来挺吃力的,得下一点工夫。从四十年角度来讲,应该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算起的,真正中国的旅游史可能更长一些,但四十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十九大召开,全域旅游的概念,有很多大的变化。基于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基于上述背景的判断,我有三个观点想报告。

 

第一,中国发展或者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明显有一个变化,由生产建设为中心转向生活建设为中心。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自然资源部把各个规划的功能拿过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被移交给自然资源部了。实际过去的城市规划就是为大规模的圈地搞建设服务的,而建设主要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盖工厂,大家都非常理直气壮,干旅游就要小心翼翼了,不小心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小资情调。现在不一样了,十九大文件明确讲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变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对旅游学科研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过去我们对生活质量、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是比较少的,基本是王宁教授这类社会学家才会考虑的话题。现在我们这些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涉及生活方式的研究了。整个国家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旅游成为生活建设或者生活质量的组成部分,人们在城市内部买房子是第一住宅,是日常的生活方式;旅游是寻求异地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放在一起都幸福才等于幸福。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从经济角度来讲,过去中国长期是短缺经济,最近跟美国贸易战,两个国家都出现了过剩。出口是国内消化不了的,包括“一带一路”的推广也跟生产过剩有关系,钢铁过剩,农业过剩大家很多不接受,进口那么多粮食,如果不考虑绝对粮食安全的话,从市场经济来讲,从经济学来讲,当然买便宜的进口粮食。这就是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变化,中国进入过剩经济,中产阶层大量形成,中产阶层现在是1亿人,到2030年是5亿人,这是旅游学研究即将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三,由物质消费向文化消费的转变。过去我们搞GDP,肯定是物质方面你必须生产出东西来,这些年一直在讲转型升级,但是转不成,就是考核指标一直没有变,考核物质生产。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也好,重组也好,文化和旅游放在一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未来我们会更加重视文化的生产和文化的消费,而这点上我们现在文化生产的环境非常不好。创意产品是没有框架的,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定要转变。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形势下党要管企业,党要管市场,但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管。国企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国企的高管一直没有激励,你给他10%的激励,让他有创造性,让他多赚钱,政府也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来支持科技教育水平提高了。

 

第二个层面,谈谈新时代对旅游活动和旅游研究性质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恋地和异地的辩证关系。恋地,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恋地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旅游是异地和恋地的复合,谢彦君讲体验性,恋地和异地,旅游是恋地和异地的复合,它是基于人类对这个地方的依赖,同时对自己不熟悉地方的游历的体验需求。旅游是异地和恋地的辩证统一,保继刚讲了学者与政府距离的辩证统一,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那么旅游既有异地性,也有恋地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个认识,旅游既是消费,更是生产。我们过去把旅游列为消费部门,对其不够重视,不理直气壮。旅游活动既是消费部门,更是生产部门,它对产业结构调整十分重要,我们发现未来中国的产业一定离不开旅游产业,雄安新区搞了很多高大上的产业但没提旅游业,是非常错误的。雄安新区最大的产业之一是旅游业,你不信看未来统计。再比如说乡村,现在普遍出现乡村衰落,但是作为城市人精神消费产品的乡村,是会越来越重要的。旅游是消费和生产的双重部门,这个认识一定要形成。

 

第三个认识,旅游既是私人产品,也是公共产品。过去旅游教育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面被放在工商管理下面,这两年一些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出现了被管理学院吃掉的现象,管理学院主要是指工商管理学院,旅游学院为什么会被吃掉?我们过去犯了一个错误,学西方,以为旅游就是HTM(酒店与旅游管理),就是工商管理,错了,中国绝大多数资源由政府掌握,旅游更属于公共管理。刚才保继刚教授担忧学者会被政府影响、政府干预,但是学者也可以倒过来去影响政府,学者可以通过研究和培训去影响政府,政府是学习型机构,我们可以影响它。这个不矛盾,我们要跟政府讲,特别是跟教育部讲,旅游是公共管理+工商管理,还有的旅游研究是非管理的,旅游学科一定是独立的,不能被工商管理吃掉,因为旅游不仅仅是工商管理。政府主导的情况下,资源全部是国有的情况下,公共管理非常重要,旅游学院要管三个事情,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和管理以外的事情。

 

第三个层面,未来要研究哪些重点的东西?

 

第一,要对现有的政策法规管理框架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现有所有的改革开放都是在“违法”的情况下开展改革开放,说明“法”本身有问题,现在这种情况非常多。金早部长讲某些旅游违法行为要入刑,骗游客说200块就可以去新马泰,不买东西就关起来,就说明包括旅游法在内的立法都需要面对新时代社会变化进行修订完善。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短缺经济向过剩转变,物质生产向精神文化消费转变,第一个要研究的是对法律进行批判性的重构,这是学者的责任。

 

第二,考虑到国际竞争力,对中国旅游的研究,要强调中国范式。中国非常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现在主流研究全是西方的规则。未来全世界的格局是儒家重商主义的威权模式和基督教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两个模式PK,谁更有效率,现在还不好说呢。中国的旅游研究一定要有中国范式,为什么旅游学院快灭了?就是因为没有搞中国模式,公共管理不是工商管理的一块,跟教育部明确说这一点,旅游学院应该独立。

 

第三,旅游全史的研究。因为兴趣,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旅行的史料,中外交通史的资料,可以发现在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人类历史上,中国旅游史是最全面的,早在东晋的时候就有系统的探索外国的记载,那时候欧洲还不知道在哪呢。古典时期中国对外部的了解是非常多的,后来慢慢封闭了。从中外旅游来看,“一带一路”上的游记,世界上有名的游记基本是在“一带一路”开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对旅游全史的研究,特别是海上的丝绸之路的研究,一定要加强。大家知道从温州、闽南到潮汕,从台湾岛到海南岛,最近一首海南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其实是闽南话,甚至到了广西涠洲岛,到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华人讲的华语基本上都是闽南话,为什么闽南话遍布这么大一片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有人讲中国文化主要是农耕文明,不对,中国有三大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研究全史旅游,中国在全球旅游的学术地位上确立一个很好的基础。

7

 
 
 

王宁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非常感谢 《 旅游学刊 》 的邀请。我们四十年以后再出发,首先要回答旅游学本体论的根基在哪? 

 

这个根基不能只是依据行业(如旅游业)。有无数个行业,不能有无数个学院。学院或学科的划分,要在本体论上有一个对应的对象。你可以说这个对象是旅游,但人家会说,旅游完全可以归到管理学科和管理学院底下,或归到地理学科或地理学院底下。可见,旅游学要独立于管理学或地理学,必须找到管理学或地理学所无法覆盖的本体层面的对象。旅游应该是某种更深一层次现象的特殊现象,如同动物是一般的生物现象的一个特殊现象。那么,旅游所属的更一般或更深一层的现象是什么呢?

 

这个更一般的现象就是愉悦性或快乐性体验。经济学和管理学都是建立在“稀缺”的基础上的,对于这种愉悦性体验的关注不是这些学科的重点。而“稀缺”所支配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往往是把人当作物质性存在来看。人是物质性的动物,要消耗物质资源,而物质资源是稀缺的。所以,这些学科要研究资源如何配置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相应地,这些学科更关注人的物质性消费。但人的消费除了物质性消费,还有体验性消费。

 

物质性消费是在现代化之前以及现代化早期的主要消费类型,因为那时的物质资源是稀缺的。那个阶段的社会科学比较关注人的物质消费,就不奇怪了。但是,随着现代化到了晚期阶段,生产出现了过剩以后,人的消费方式就出现了变化,体验性消费在消费者的消费排序上的重要性得到提升。这不是说这个时候消费者就不要物质性消费了,而是说,随着物质性消费得到满足以后,消费的边际增长,越来越来源于体验性消费。体现在消费的构成上,旅游与度假消费、电影院的电影消费、艺术演唱会消费、外出聚餐消费以及各种娱乐性体验消费的比重,都在增加。

 

人们一旦追求体验性消费,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范式似乎就显得有些不足,因为关注物质资源“稀缺”的学科,难以充分捕捉到体验性消费的实质。人们之所以追求体验性消费,是因为人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升级(economic upgrading)。用大白话说,人们变得更有钱了,或者说变富裕了。人们如果要接着继续购买更多的物质产品,也不成问题。但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们还希望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体验。例如,人们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这种尊重和信任并不是仅仅通过有钱就可以实现的,因为有时候你有钱也买不来信任。因此,人们希望在经济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个人的社会升级。社会升级说的是,人们从原来的不被尊重、不被信任或缺乏尊严的状况,上升到被尊重、被信任和具有人格尊严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在实现了经济升级以后,追求体验性消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体验性消费包括“社会升级”所带来的体验,如:被他人信任和尊重。当然,体验性消费的内容并不仅仅是这些。但是,按照传统的以“稀缺”为关注点的学科范式来指导旅游业发展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是把人当作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而不是当作一个有社会尊严的人,不是当作一个有更高的人性追求的存在。换言之,我们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是脱节的。旅游消费者在实现了经济升级以后,需要同时实现社会升级和人性化需求的升级。但我们的旅游供给却没有满足这些需求。如果我们仅仅把旅游者当成物质的存在或经济动物,就不会把旅游者当作一个有人格尊严的人来加以尊重和信任。于是我们发现,在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脱节现象,当我们有了足够的钱,去旅游,去住星级酒店,这个时候旅游者希望得到信任,得到尊重。

 

我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五星级酒店们住宿。去结算退房时, 前台服务员打电话让人去查房。这个时候,我做为一个旅客被假设为一个潜在的小偷。这就是意味着,我作为一个旅游者,虽然我实现了经济升级,但在旅游供给这一端,我没有实现社会升级。我不是被当作一个有人格尊严的人来被信任和尊重。但是,有一次我到美国住酒店,那个酒店根本没有星级。退房的时候,酒店方根本就不查房。酒店信任我,满足了我希望被信任的需求。但同时,金融制度的设置也让他们不担心你偷东西或损坏东西,因为这些损失可以事后从你的信用卡里扣。有了这个制度保障,酒店会给你充分的信任。但是我们的旅游产业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这种对旅游者的信任。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体验性消费与物质性消费,是不一样的。但消费者的被尊重和被信任,在旧的研究范式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它们只是简单地归到“效用”或“服务质量”等范畴上。但这些范畴并不能充分揭示人性发展的独特规律。在以往,我们的社会科学更多地关注生产。对消费者的关注点,也更多地放在消费者的物质维度上面。但体验性消费与物质性消费,是很不一样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更多地追求物质消费。与此相联系,我们的消费更为讲究的是效率。但是,到了发展的后期,随着产能过剩时代的来临,以及人们的经济升级实现以后,人们的边际消费需求,越来越转向体验性消费。西方学术界有大量的实验证明,体验消费对提升生活质量作用很大,它会让我们更幸福,我们在事后回忆时,也会把赋予体验以更正面的含义。

 

体验性消费或体验经济,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了高级阶段的现象。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在形成发展之初,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这一阶段。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这一阶段以后,我们对旅游等体验性消费的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套用原有的范式。但旧的范式显然是无法充分把握体验性消费的全部实质内容的。

 

既然有消费需求,就要有供给。体验消费和体验供给就构成了体验经济。因此,是不是可以说,体验经济就是旅游背后的那个更为一般的现象?我觉得是可以的。旅游只是体验经济的一个特殊现象,除此之外,还包括休闲、娱乐、文艺等现象。它们都可以归到体验经济的范式之下。体验经济顺应了人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需求。它是人性升级之后而形成的现象。可以说,体验经济就是旅游学科存在的本体论依据。旅游学科不是按照行业来划分,而是按照几个不同行业背后所共同具有的一般现象来划分的。这个一般现象,就是体验或体验经济。提出体验、体验消费或体验经济的意义在于,旅游质量的提升,不能仅仅从物质层面来着手,而且还必须从体验层面来着手。为此目的,旅游学科就要去研究人性,研究人的存在的意义。旅游学要从终极层面去回答,人的幸福如何可能,而体验性消费何以能提升人的幸福感。在这个意义上,旅游学科超越了传统的“稀缺”范式的学科。它是在人们的物质不再匮乏的条件下(人们实现了经济升级),人们如何去获得幸福。物质消费对于幸福感固然有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幸福感的边际增长,主要不是来源于物质,而是来源于体验。因此,旅游学其实是一门关于体验,以及体验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学科。所有的旅游服务和旅游硬件的发展,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谢彦君说的旅游是有关体验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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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也许对我来讲意思更大,我们为什么要再出发?

 

第一个层面:一般来讲,谈再出发,肯定是遇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以前的学术积累和产业发展,是不是到一个再出发的阶段?这可能也是我们要思考的。

 

如果从学术研究来看,四十年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把我们的窝搞没了。一般来讲,作为学术研究,要么影响学术界,要么影响产业界,要么影响政府,但是我们在影响政府这一块,这四十年,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前一段时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很多学者做了大篇解读,认为文化和旅游部部的成立是对旅游的一个提升,我不这样看。文化和旅游部的八项工作,旅游工作只占了0.3%,最后一条,坚持文化与旅游的融合,等于没说,还是文化。

 

我们先期四十年的研究偏重在哪?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国情,我们的研究重点在哪?我们对产业发展,对整个政策的引导,我们做得 很不好。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18年过去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所有领域都讲完了,连物流都讲了两次,唯独没有旅游。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理论研究的方向有了偏差,没有得到认可?我想再出发是不是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点。

 

第二个层面:我们谈再出发,肯定我们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我们要找一找这个变化是什么,变化对未来的旅游研究或者旅游产业发展趋向性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有几个变化,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老龄化时代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发展和变化,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将会不断加速。我国人口统计发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2.2亿人,远远超过了总人口的15%,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要达到2.48亿人,2025年要达到3亿人,而2030年则将达到3.65亿人。而且,我国60岁老人同时具备“有钱”“有闲”的最佳旅游客观条件,再加上老年人消费观念从“重储蓄”到“重享老”的主观因素的不断转变,使得老年人的旅游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而且其消费层次和需求层次也逐渐趋向于高端化,其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外出旅游不仅非常注重旅游体验的精神愉悦性,而且还更加注重养老保健的身体康养性。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国内外很多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以及首都机场、白云机场、虹桥机场等旅游中转地和旅游集散地,“银发一族”占了很大的比例,甚至我国火热的出境游大军大多也是由老年人组成的,再比如最近几年旅游向旅居现象的过渡和发展,也不能不说是老龄化时代推动的。因此,当我们进入未来的深度老龄化时代时,它必然会对我国旅游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产生形成更为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是大众化旅游时代

 

在物质消费已经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消费短板可能已经转向了以旅游、以休闲为核心的服务型消费。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旅游时代,2017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达50.01亿人次,平均每人每年至少旅游3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40万亿元,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相比过去十年二十年时间,旅游已经从少数人的奢侈消费变为大众化旅游时代,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个巨大的变化正在为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巨大的旅游市场发展机遇,但有机遇就会有挑战,面对大众旅游日益多元化、个性化、高端化的旅游需求,传统的旅游业态和旅游供给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改革创新,所以我国旅游供给侧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个是大数据时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普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我们知道,BAT三大巨头基本垄断了中国的数据资源,而这种数据资源在新经济条件下则可能会对传统产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比如,再过五年、十年,当百度把智能汽车完成了以后,他会把主要力量投向哪个领域呢?而马云在未来最大的产业能力或者盈利点可能就在我们的幸福产业——旅游业中。他们三大巨头企业在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源以后,可能就会对传统的旅游业、尤其是对传统的旅行社,甚至会对非传统的所谓携程模式都会产生有力的冲击。我们可以大胆预测,未来五年、十年统领和支撑中国旅游产业的可能不是携程,不是国旅,而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掌握大量数据资源的企业,因为他们通过大量的用户掌握着绝对的市场信息资源,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旅游业上。其实百度早在2014年就已经推出基于对大数据分析的旅游预测,并成功地得出泰山等景点在清明假日期间的拥挤情况,这就已经表明了大数据在旅游业中的巨大作用。

 

第四个是高速交通时代

 

21世纪以来,中国用6年左右的时间跨越了世界铁路发达国家一般30年的历程,我国铁路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阶段。高速度、大运力、全天候、省能源、更环保的高速铁路成为了引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更是对旅游业的时空距离因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航空对旅游目的地是百万级的概念,公路是千万级的概念,但对高铁来讲这就是亿万级的概念。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国内旅游的兴起和各个旅游目的地的崛起,包括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做的《魅力中国城》节目中,32个城市不遗余力地参加展演,这都说明高铁时代的到来对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的旅游流量和流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西成高铁在2017年年底通车后,便迅速对沿线城市的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昔日因交通限制的“长途游”如今却变成了“短线游”,甚至是“同城游”。

 

第五个是共享经济时代

 

与传统经济相比,共享经济(又称分享经济)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经济模式,正在对很多产业的资产权属、组织形态、商业就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旅游业也在共享经济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如住宿共享模式、交通共享模式、个人服务共享模式和共享休闲农庄等旅游共享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这也会为未来旅游业的改革和创新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

 

第六个是常态时代

 

所谓的新常态就是指经过一段不正常的状态之后又重新恢复正常状态,这其中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创新驱动等特点均对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常态时代出现以后,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转向了旅游业,而这些转向则会对整个传统旅游业的发展方式产生很大的变革。

 

第七个是后工业时代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中期工业化阶段,我国甚至还有7个省市已经完成工业化阶段,步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了。而在后工业社会中,其发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动能已经不是传统的产业,而是新经济体系。而旅游业在作为一个新经济体系以后,必然也会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第八个是中国崛起的时代

 

自从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习的中国梦以后,我们便进入了中国崛起的时代。而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旅游业担当就不能像之前的发展状态了,我们中国的旅游也会发展到引领世界旅游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也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老龄化时代、大众化旅游时代、大数据时代、高速交通时代、共享经济时代、新常态时代、后工业时代以及中国的崛起时代等八个新时代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国旅游发展的新时代,而这些时代集合交织以后也会对传统旅游业的发展方式,包括商业模式、运营方案、空间格局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因此,在这些内因外力的不断影响和推动下,旅游业就会产生一次翻天覆地的有力度的旅游革命。

 

这些时代的变化,对我们下一步旅游再出发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研究的视角或者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都可能有一些变化。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产业发展的一个现象,或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现象。

 

这种现象就是,旅游化发展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会成为继工业化之后,另外的一种发展方式呢?现在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桶金是沿着工业化走下来的,工业化走了四十年,使得我们中国经济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25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工业化的负效应,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就算没去研究,就去看一种现象,每年中国的春运,大量的城市人口开始回到农村,正月十五以后,大量农村人口回到城市,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唯独中国有。当然这个现象,让我们产生了伟大的高铁技术,没有春运这种现象,我们的高铁,就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

 

然而,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剥夺乡村资源的过程。第一个,形成了一个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第二个形成了地区的二元结构,我们在工业化发展的浪潮中,一些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特别是,工业化可以把沿海经济做起来,甚至把一些平原经济做起来,但是难以做起山区经济。我们有14个重点连片扶贫地区,都是山区,比如秦巴山区、太行山区和武陵山区,这不能不说是工业化带来的问题。

 

我们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以后,是不是旅游化是继工业化之后,另外一种发展方式呢?我们做研究应该要看到这一点,旅游化可以从三个维度去思考。

 

第一个是消费的旅游化。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在满足物质消费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钱财,投入到旅游和休闲消费当中,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第二个是空间的旅游化。从空间上来看,空间的旅游化强度,也在加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城市接待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像北京一年常住人口只有两千万,但是每年的旅游者现在达到三亿了,再一个表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出游率在不断提升等等。

 

第三个是产业的旅游化。

产业旅游化过程,第一个表现是越来越多产业借助于旅游消费的平台来形成它的发展模式。原来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一说旅游就是小旅游,就是饭店、酒店、旅行社、景区;现在我们的产业,很多都和旅游有关,都借助于旅游消费这个平台来发展。比如我们原来最早是搞自驾车,现在都搞营地,自驾车将来可能就为我们的汽车总装厂创造一个平台。像奥迪厂如果在内蒙古建一个汽车体验、汽车文化、汽车消费的一个露营地,旅游者到那儿去体验完了以后,回到自己家里头要买车换车,会买什么样的车呢?相当于城市4S店搬到我们的旅游区了,类似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旅游化能不能成为我们学术共同体的一个本源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旅游化和工业化,并行起来去做一个研究,有可能我们这个窝就拆不了了,有可能国家下一步印证了习总书记所说的青山绿水,也就是金山银山。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关注,这是不是一个发展的点呢?

 

第二个就是产业的推动力。我们在四十年以前,旅游的发展主要是靠劳动和资源来推动,占地为王。进入到2000年以后,特别是2014年进入新常态以后,资本和技术的力量开始加大;资本和技术力量加大以后,首先一个最大的表现,我们旅游从业人员的工资提高了。像东方园林,我去看了一下,短短几年时间,借着PPP模式,一下弄了一万多人。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推动以后,对我们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包括它的商业模式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第三个是现在技术消费基本上取代或者逐渐在取代体力性消费。原来我们说旅游,有了好身体,我们可以走路,我们可以逛景区。现在很多技术性消费已经起来了,比如滑翔、滑雪、低空飞行,要求旅游消费技术在提高。技术消费以后,一方面提高了旅游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变化。你没有基地,技术消费怎么玩?

 

第四个是我们在十九大以后,乡村振兴和农村形态是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旅游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产生新兴的乡村治理的社会模式。可以说,中国旅游的发展,对乡村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仅限于经济层面、产业层面。中央现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有一个社会结构问题。社会结构怎么去组建?不像过去的乡村稳定机构,是靠乡绅等治理结构解决,下一步乡村这个形态要保留,工业化这个路子是走不了的,因为工业化可以把农业做起来,但是它很难把乡村这个形态做起来。下一步来讲,旅游的发展在整个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进入主战场的一个研究领域。

 

第五个就是社会监管和旅游监管的问题。像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对监管带来的问题太大。旅游消费的综合性,已经分散到各个行业。你要玩自驾旅游,是交通部的事情;你要玩乡村旅游,是农业农村部的事情;你要玩自然旅游,是自然资源部的事情;你是文化和旅游部,对旅游文化有好处。原来我们可以发一个通知,可以和任何部门去对话,现在你是文和和旅游部,主业是文化,怎么去交涉呢?怎么监管呢?所以这种监管可能对下一步带来的难度更大。这次机构改革,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对旅游的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还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旅游一直是政府主导型,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原来政府主导型,有个旅游局,现在怎么弄?将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旅游行业怎么样去表现?恐怕也是一个难题,所以再出发难题很多。

 

9

 
 
 

冯学钢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第一讲主旋律,第二讲三个关注,第三讲两三点思考:

 

第一个方面,必须把中国的旅游教育放在一个全球化、本土化和人性化的视角,搭建我们的新框架,构建一个新体系。现在旅游理论满天飞,工具箱里的工具也很多,也在滥用。旅游的理论太多了,用得太杂了,自身的原创在哪里?或者用现在时髦的话,旅游的“芯片”在哪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工具箱的工具很多,工具并不解决问题。那么多工具有什么用?旅游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中国方案。四十年,应该要重点思考这类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至少现在中国旅游是一个“胖子”,怎么变得强壮起来?我有三个关注:

 

第一,中国的旅游企业如何登上世界舞台?这个落脚点又在什么地方?我们讲旅游动能转换,中国旅游企业如何登上世界舞台,很重要。现在上海搞科创中心,很关注科技创新企业。科技创新企业是现在的落脚点,国家层面也是这样。真正旅游的独角兽企业有没有?又如何提高旅游企业的科技创新?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企业立不起来,产业也好,事业也好,难以立足。

 

第二,创新创业问题。回到旅游教育,四十年后的今天,真应该做一个大胆的自我变革和转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在技能和伦理训练上出大问题了,不能搞太多的编码知识体系,灌输给学生。本来旅游面临很多困境,很多大学特别是重点院校在推行大类招生,需要用创新创业思维改变旅游教学模式和教育范式。但是,我们仍然靠着传统的办法来做着这些事情。

 

第三,国家战略。旅游在其中也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要有所为,更要有所重点为,并不是每个事都要去参与,包括我们的研究。比如旅游教育这方面,已经开始在作贡献了,“一带一路”倡议,让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人,选择来中国旅游学习,我们的课堂越来越精彩。还有大国外交,包括我们的服务贸易,乡村振兴,这些方面也应该有所为,有所重点为。

 

第三个方面,关于再出发有三个思考:

 

第一,我们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人民日报》又在关注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重提恩格尔系数。现在是29%左右,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界定是20%-30%,进入了富人区域。对耐用品的消费或许不需要有这么大的保有量,耐用品的消费价格在降低,服务性消费在上升,结构在调整,需求在增加,呈现出个性化、定制化的特点,这些需要我们研究,看看怎么应对。这是再出发研究的关注点,也是产业发展的能量。

 

第二,呼吁中国旅游教育改革,要有一个全球思维。从国际服务贸易来讲,国际服务贸易的功能,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家很明确,不是逆差就一定坏,顺差就一定好,我们要有全球思维,有中国方案,作出我们的贡献。现在还在讲过去的资源分类,现在什么是资源?环境是资源,企业是资源,这些方面都要有一些变革。创新创业怎么去渗入到教学课堂,创新创业不是一定要办一个企业,是要有产业发展的意识。

 

第三,旅游让生活更美好。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市场动力。上海在关注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在这几个板块中,旅游都在悄悄发生转变。上海制造,现在邮轮制造装备,已经落地了,上海有几个园区都在做邮轮的配置,应该是一个先进制造的行业。购物和休闲作为文化形态,在形态上、空间上、范式上都发生很大变化。拥抱世界,才会有温度,旅游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方面要思考。

 

最后讲一句话,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旅游治理方案。前段时间,上海律师讨论像新西兰的翻车事件,碰到一个个案,有一个富人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包了一个私家飞机飞回上海,30万美金,后来要求索赔,找不到,赔还是不赔?我们碰到的新问题很多。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不能为理论所困惑,一定要有中国旅游的治理方案,要有实践的方案,这是我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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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波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考虑当下的发展格局,我选择以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为切入点,简单谈谈《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这个主题。我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名辩。文化和旅游,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可称为和而不同。两者在概念的等级、概念的指向和实践表现等三方面都有一些区别。从两者的基本关系来看,并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并立的关系;并且,两者的交集日趋放大;在发展中,文化引领旅游,旅游也会促进文化。

 

第二,史识。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看中国旅游发展的历史,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小手(旅游)牵大手(文化)。这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期,当时我国外汇储备短缺,所以通过政府主导的非常规模式,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以实现创汇的目标。这段时间旅游的成长,依托于我国丰富的文化禀赋,旅游的小手牵着文化的大手。

 

第二个阶段是大手(文化)松小手(旅游)。这个阶段开始于国内旅游兴盛阶段,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旅游发展呈现出产业化、市场化的趋势,成为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一种重要手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了旅游的经济帝国主义思想。此时旅游发挥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在成长中逐渐走向独立,促使文化的大手渐渐松开了旅游的小手。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和旅游互相伸出手。这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表现的尤为明显,从现有的统计数据看,2010年旅游国际收支关系至少已经改变,出现了一个新态势。从国家层面来看,逐渐在瓦解旅游的经济帝国主义思想,从强调旅游的经济功能转变到幸福功能;从时代的变迁来看,中国由工业主导时代进入到服务业时代,文化产业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2014年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文化与旅游相向而行,两只大手握到了一起。

 

第四个阶段是熊抱成家。2018年两会后,国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可以视为是旅游发展进入到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建构,意味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旅游要更多地承担社会职能,也许起初是简单的熊抱,只有实现了相同或相似的职责、相同或相近的业务、分散管理的资源等三个方面的整合,才算是从熊抱完成了结婚成家。

 

第三,和合。对于文化与旅游关系的未来处理,应当强调和合,有几个认识要确立:

 

首先,文化远大于文艺。文化这个概念远远大于文艺,但在基层的实践中,往往把文化部门缩小为文艺部门,甚至简化为文博场馆和艺术团队的管理,这是极其狭隘的。同原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全域旅游观相比照,各级政府要有广义文化的认识,广义文化匹配全域旅游,才能促使文化与旅游的和合发展。

 

其次,“旅游文化”重于“文化旅游”。在旅游界,经常使用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两个概念,需要指出,旅游文化重于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只是旅游的一种形式,旅游文化是一种跨文化的创新。从旅游文化的角度看,旅游的现代化发展应追求旅游文明的渐次发育。

 

再次,“好旅游”一定符合市场法则。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以文化为起点和终点,旅游作为大众活动,商业性是其指示性的特征,因此应当长期尊重旅游企业规律,服从产业经济规律,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最后,公正先于效益。旅游发展到当今阶段,已不仅仅简单地去追求经济效益,而会更加注重旅游的文化价值,旅游“秩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通过旅游伦理建设,确保旅游发展中权利的公正,会日益重要。

 

第四,新生。文化和旅游合成一家,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社会新质的产生。推动新生,要重点把握几个方面:

 

首先,重塑旅游价值观。很显然,新时期的旅游发展,应以实现社会总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发展观。我们只是需要思考,这个发展观该如何快速建构?如何高效落地?

 

其次,全面的文化资源旅游动员。文化和旅游熊抱成家后,一定有利于全面的文化资源旅游动员。之前动员的程度和广度还是有限的。在新体制下,需要动员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文化遗产,应该还包括社会资源。同时又要强调文化资源的公共属性,推动文化资本和旅游技术相结合。

 

再次,寻求文化遗产旅游的平衡管理之道。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相应的制度创新;二是相关的技术提升;三是分类管理,分类推进。

 

最后,为中国文化/形象国际传播插上双翅膀。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文化系统本有一个体系,现在还要插上旅游这个新翅膀。长年形成的海外旅游营销网络体系不仅值得保留,而且需要继续加强。这个确实很重要。旅游传播是民间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传播渠道,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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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慧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今天,我主要围绕会议主题谈三点: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旅游业及旅游学科的成就与贡献

 

旅游产业层面。一是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产业,中国旅游产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旅游产业规模,并实现了由学习追赶到部分超越和引领的转变;二是由过去单一的经济功能到多元目标的旅游产业功能的转变。比如过去在政治上,旅游主要是作为创汇产业,强调经济功能,没有外交功能。但在当今全球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旅游发挥的政治作用越来越重要。几千万旅游者在境外的流动会对一些国家和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在与其他大国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中,旅游在其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旅游学术层面。在四十年里,伴随着中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旅游教育和科研规模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旅游院校专业和学科的国际排名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香港理工在全球软科排行榜第一,中山大学旅游排名进入全球第17位,这么短时间超越众多国际知名院校,非常不容易;二是中国旅游学者在国际学术知识贡献及发表论文方面总量上进入领先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加上香港理工,中国的数量可能会达到全球第一,这也是在四十年里中国旅游学者对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四十年中国旅游学术贡献的具体体现

 

一是把世界旅游研究前沿介绍到中国。第一代旅游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大潮流中,通过翻译外文文献,把世界旅游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进行了“洋为中用”的第一次知识引入壮举,催生出众多基于外语优势的“二传手”的优秀学者和学术成果,推动了我国旅游产业和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二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从千禧年开始,随着中国本土学者的快速成长和中国旅游产业由外向经济主导型到内需主导型的转变,对中国的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大批学者通过独立及与国际学者合作等方式在国际SSCI刊物发表文章,把中国情景、中国范式、中国工具、中国经验介绍到国外,贡献了中国智慧,也增强了中国学术自信。目前这种研究成果还处在比较初级阶段,更高层次、更深层面、更大影响的成果还远远不够。比如现在其他的学科都在谈中国范式或者中国制度及其机制的优越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都在热议。从旅游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中国模式中的制度性优越性的形成机理及表现等问题亟待发现,如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资源去应变,这些独特性是特定时间段的特殊现象还是文化和制度层面的优越性等,都可以用中国丰富的旅游情景去开展研究,但这方面现有研究数量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三、中国旅游再出发进程中的学者角色及研究范式转化思考

 

一是实现从中国学者到全球学者的转变。在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只有两百年是落后的,其他时期无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领先水平。在再出发的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一个现实就是怎么去引领?今天在座很多是青年新秀,也是未来学术主力军。要成为未来一流学者,其视野就不仅要研究中国问题,还要将眼光放在全球视野,有时甚至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中国学者,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学者,当然这可能需要经过几个迭代来完成学者身份认同的超越。目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中积累的经验和案例以及中外旅游之间的合作和互动,为中国学者实现角色转化提供了重要的机遇,相信中国的旅游新生代一定会在将中国智慧和文化的普世性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实现从多学科到跨学科再到交叉混合学科型研究的转变。如果说在前四十年要么是纯旅游学者的相互合作,到之后各种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或主动或被裹挟着涌现到旅游现象的研究,形成了丰富多彩但也混沌混杂的研究特色。未来,学科融合将成为重要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混合旅游学科正逐步形成。与此相适应,基于某一特定单一学科背景的旅游学者和纯旅游背景的学者无论在研究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将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期待着看到中国旅游学术采用像“大兵团作战”的模式。作为这些转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我们期待着这一变革的尽早出现,这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而只有这样,旅游学科才能真正摆脱封闭和肤浅,对某个现象或对某一个产业有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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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林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谈在新时代,治国理念和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对我国旅游业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一,对旅游业定位认识的变化。大家注意到,国家旅游局官网改版后,加了八个字,旅游事业、旅游产业。我认为官网这八个字不是随便用的,反映管理部门对旅游业性质定位的判断认识,既是产业,也是事业,在新时代,旅游业既作为社会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产业,具有双重性质。因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个就是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降低国有景区的门票价格,这说明作为一项事业,要体现公益性、服务性的特点;二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强调了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公益性理念,要减少以前的公地悲剧问题。

 

第二,旅游规划会发生的变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旅游规划领域有可能会发生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个就是空间管制会变得非常严格,自2015年12月启动河北省督察试点以来,中央环保督察持续发力,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持久的环保督察风暴,在公布的一些省份的督查报告中,有专门谈旅游环境的段落,非常严格。比如,长白山违规建了两个高尔夫球场,93栋高档别墅,让关闭,从2011年开始一直没关,直到去年,中央巡视组提出必须关闭,这是很严重的事件;再比如,西藏那曲地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班戈县政府在纳木错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违法建成观景台、旅游公路、停车场、游步道及厕所等旅游设施。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要实行更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意味着像生态红线,各类保护地的核心保护区,不能再打擦边球了,空间管制非常严格,该保护就绝对不能开发。二是机构改革后,规划职能有所统一,之前强调的“多规合一”推进力度加大,这意味着我们的旅游规划要与其他规划相协调、相融合,并严格遵循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旅游专项规划要考虑的因素要更多,技术要求更高更综合。

 

第三,管理方式会发生变化。大家知道的基于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组建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同时在自然保护地这块,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的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保护地统一在一个部门下管理,而且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而一些自然保护地可能开展生态旅游等活动。这些变化都会对旅游景区和行业管理方式带来一些挑战。

 

第四个方面是旅游经营的变化。随着依法治旅工作的加强,市场秩序监管力度的加大,加上绿色发展理念下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旅游经营的模式和方式将会变化,例如实施旅游生态补偿制度、提倡旅游绿色消费方式、完善旅游开发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在新时代,中国旅游产业再出发,面临很多机遇,同时会有很多挑战,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应该顺势而为。特别是旅游理论研究,要未雨绸缪,是有前瞻性,为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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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锦河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我今天就讲两句话,具体的内容围绕着这两句话来展开。

 

第一句话,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回首,情归何处?

 

第二句话,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路在何方?

 

第一句话,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回首,情归何处?“情”有“三情”,归在“旅游、旅游业、旅游研究”三处。第一旅游有热情;第二旅游业有激情,第三旅游研究有深情。

 

第一,旅游有热情,热情有两个例证。第一个例证,旅游现象或规模从“小众到大众”;第二个例证,旅游认知从“奢侈到日常”。两个例证说明了人们旅游已由“弹性需要”演变为“刚性需求”,据此甚至可以说“旅游即生活,人生在路上”。旅游这种从小众到大众、奢侈到日常、弹性需要到刚性需求的变化,背后是否隐含某种基本规律?是否对传统的旅游研究提出了挑战?目前,有关旅游动机、出游率、旅游空间行为、旅游环境保护等等旅游研究,都是基于“理性人”的思考与假定。有关旅游的体验研究、逃离范式研究、现代性的日常范式研究等也是如此,但旅游成为“日常”以后,人的感性一面得到彰显,“感性人”的出现,相应的旅游研究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呢?比如很多人研究冲动性购买、情景消费行为等。现在我的学生也正在做环境情景对游客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总之,人的感性增强,个性化凸显的背景下,对旅游的概念、本质等的探讨,有关旅游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手段,是不是要重新思考和构建?

 

第二,旅游业有激情,激情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业的角色从幕后到台前,地位从前沿到中心,空间从景点到全域,质量从设施到服务,特色从主题到细节,销售从线下到线上,投资从单一到多元,模式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体,旅游业发展的急剧变化,表明旅游业发展充满了激情。旅游产业已从经济产业到幸福产业,是国家5大幸福产业之首,成为让生活更美好的重要路径。从经济产业到幸福产业,旅游经济功能或属性在弱化,但在享受改革开放红利,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格独立和尊严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作为幸福产业,幸福感是全面的,是多元的,这种全面性、多样性的感知与诉求,对旅游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未来旅游业发展,在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以及公共服务的配置等方面,会有新变化。围绕幸福产业的要素、功能与属性,结合“感性人”的客观事实,推进中国旅游业走向世界舞台,则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

 

第三,旅游研究有深情,深情是旅游学者的担当。中国旅游研究40年取得了巨大进展,其主要原因得益于有跨学科的研究,同时也有多学科的介入。目前我们对跨学科的研究,存在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对多学科的研究,有一个融入和接纳的问题。未来能不能走向或真正形成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跨学科研究是同一主体跨越两个或以上的多个学科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多学科研究则是不同学科中的研究者立足自身学科特点对某一问题的研究;交叉学科形成的前提是跨学科、多学科研究,但是并非所有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都能够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目前有关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管理学、旅游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属性不强,在一定程度或意义上影响了旅游学科的独立性与成长性。

 

第二句话,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路在何方?“再出发”是因为我们处在“风口”,“路在何方”需要旅游研究秉持“抬头看天,低头走路”。我认为的“风口”是“好政策、快交通、大数据、高科技、老龄化、流动性”,在这种形势下,未来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解决。

 

第一,经济的地方性与收敛性。第一是地方性问题。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或说区域性差异是常态,旅游导向型的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乡村复兴等要因地制宜,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比如,目前全国有4153个传统村落,针对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在保护与发展的策略上应有所区别,“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天使还是魔鬼?”尽管仍存在争论,但旅游发展有区域选择性,并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则是共识。旅游是乡村振兴一种方式,但不是全部,理性认知与科学选择是关键。第二个是收敛性问题,经济收敛是客观的,但存在区域性、阶段性的差异,对旅游业发展重要作用的期待之一是消弭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差异,如何科学判断与评估旅游业的收敛效应,也是今后旅游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今天的文化是昨天文化的延续,也是明天文化的母体,中国传统文化是连续的,更是在不断发展的。现在更多强调文化的传统,而忽视或敌视文化的现代性则是不可取的。比如,传统村落、民俗村寨的传统文化活化过程中,“原真性”、“舞台真实”、“建构主义”的讨论与争论不绝于耳,究其实质是对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不同。我在去年福建的传统村落与美丽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上曾说“乡村性在变迁,可变迁;乡村性被建构,可建构;乡村性很美丽,需建设”。除此之外,我更关注的是文化伦理问题,比如,文化间性问题,游客凝视的“暴力”问题,舞台真实研究中的“后台”问题等。“天天泼水节、日日做新娘”,舞台展演对表演者的影响不容忽视,通过影响表演者的后台生活,进而引致传统文化的嬗变,甚或传统文化基因的突变,则是必须要着力加以正视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第三,环境的区域性与耦合性。旅游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包括“人对地”、“地对人”、“人地耦合”三个方面,目前研究主要是前者,即人类旅游的不同类型、方式、强度对不同类型、要素、尺度区域的旅游地的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对后两者的关注不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旅游生态环境研究主要着重于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比如对黄山、九寨沟等旅游地的研究。由于旅游者的跨区域流动性,导致旅游环境责任的区际转移与生态影响的区际扩散,旅游业发展具有全球性生态影响的远程耦合特征,也即“蝴蝶效应”,加强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的远程耦合是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四,研究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描述、阐释、预测、控制、创造”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目前我们在“描述、阐释”等旅游研究方面做的比较好,但在“预测、控制、创造”等方面还远远不够。当前,旅游研究正面临着“小数据、小尺度、短时间、重计量到大数据、大尺度、长时间、综合模型”的转变,从Nature、Science以及高影响因子的SCI或SSCI论文可以看出,大数据、大尺度、长时间、综合模型的研究是SCI或SSCI论文所具有的基本要求。我不认可SCI或SSCI是评价学术成果的唯一指标,却是中国旅游研究国际化、获得国际话语权、显示中国旅游研究贡献的重要路径。旅游研究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要处理好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望远镜与显微镜”,也即整体与局部。“小尺度、小数据”研究是“显微镜”,是我们研究的传统,今后依然要坚持,但用“显微镜”观察的时候要知道研究对象的整体,也即虽然在摸大象的腿,但我是在知道是大象腿的前提下在“摸”,因此就不会以偏概全、张冠李戴。“大数据、大尺度、长时间、综合模型”研究属于“望远镜”,是在显微镜研究的基础上的有机整体集成,也是形成中国旅游研究原始概念、理论创新必须的过程。拿“显微镜”的很多,都是旅游专家,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拿“望远镜”的大师。二是“刻度与温度”,旅游研究既要有科学家追求科学的“刻度”,也要有学者的人文情怀,同时关注旅游的热点、焦点以及冷点与温点,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